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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型经济”已成为描述当前美国经济特征的核心词汇之一。这一概念形象地解释了美国经济社会正在经历的分化：高收入群体和大公司在经济复苏中表现强劲，而低收入群体和小公司却仍面临艰难的生存境况。
基于国际智库专家与金融机构的观点，本文从多维度系统分析美国K型经济的表现形式，以及K型经济下底层群众面临的可负担性危机与共和党面临的中期选举困境。同时，本文阐述了K型经济的形成机制和潜在的危害与风险。
* 原文《美国的K型经济结构》在2026年2月24日首发于“CF40研究”小程序，内容略有删减。本文观点仅供了解海外研究动态，不代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和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意见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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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型经济是一种描述经济复苏或增长过程中不同群体呈现出截然相反发展轨迹的概念框架。字母“K”的上斜线代表高收入群体、大型企业和特定行业的繁荣，而下斜线代表的是低收入群体、小型企业和传统行业的持续困境。
这一概念最初在2020年新冠疫情后的经济复苏期间被广泛使用，用以描述不同社会阶层从危机中恢复的巨大差异。
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通常描述整体经济的同步波动——衰退期间所有部门均发生收缩，而复苏期间所有部门均发生扩张。然而，在K型经济中，整体经济可能表现出增长态势，但不同群体的经济境遇却沿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这种分化并非暂时的周期现象，而是呈现出结构性、持久化的特征。
K型经济的现象本身并不新鲜，但2025年K型经济引起广泛关注，其原因是，美国民众对官方公布的亮眼经济数据与自身实际感受之间的脱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接下来，本文将对主要金融机构及智库关于美国K型经济的表现、成因与潜在风险的相关研究进行系统梳理。
K型经济的表现
美国经济的K型分化，在居民消费、收入、财富水平、企业利润等多个层面均有所体现。
1. 消费水平
美国银行研究院（Bank of America Institute）的消费支出数据[1]揭示了消费领域的K型分化格局。根据该机构2025年12月发布的消费者检视报告，截至2025年11月的三个月平均消费支出数据显示，高收入家庭同比增长2.6%，而低收入家庭仅增长0.6%。这一差距在过去一年中持续扩大。
来源：美国银行研究院
2. 收入水平
根据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研究[2]，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在2024年前曾出现高速增长。2019年至2024年间，低收入工人的实际工资增长速度（经通胀调整后）创历史新高，且与其他所有收入阶层的工人相比，其工资增长最为强劲（如图2所示）。
收入最低的10%工人的时薪在此期间实现了15.3%的增长，远超过去40年的平均增长水平，也高于同期高收入工人的工资增长。
来源：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
然而，根据Revelio公共劳动力统计数据，低收入群体工资收入的高增长并未延续下去。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开始影响低收入职业的工资增长，特别是那些涉及可预测的、重复性任务的职业[3]。
从2025年开始，美国高收入人群和低收入人群的工资增速分化扩大。如图3所示，2025年，美国收入位于前25%的人群，其工资增长率持续高于收入位于后25%的人群。
来源：纽约时报
3. 企业利润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2024-2025年，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盈利能力的分化也在加剧——大企业利润率不断上升，小企业出现了大量亏损。如果选择标普500指数的成分公司作为大公司代表，而标普600指数的成分公司作为小公司代表，则会发现前者的利润率正强劲上升，而后者利润率呈下行态势。
大企业利润率不断攀升。FactSet分析师指出，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公司在2025年第三季度报告了13.1%的净利润率，创下2009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且已连续七个季度实现净利润率环比上升[4]。
2025年四大科技巨头（Amazon, Google, Microsoft, Meta）在AI、数据中心和数字基建上的开支超过3500亿美元[5]，这些巨额投入正进入“利润兑现期”，通过云服务的扩容进一步巩固其盈利霸权。
根据Bloomberg数据，预计2026年，美国股市中的七巨头（Magnificent 7），即Apple、Microsoft、Nvidia、Amazon、Alphabet、Meta、Tesla，每股收益（EPS）增长将达18%左右，同期标普500指数成分股中其他493家公司的增长率预计约为13%。
与大企业的情况相反，中小企业正陷入成本上行与利润萎缩的“冰封期”。数据显示，罗素2000指数（代表小盘股）的成分公司中，约44%的公司处于无盈利状态。
美联储2024年的调查也发现，仅有46%的小型企业实现盈利，35%处于亏损状态，这是2021年以来，报告收入下降的企业数量首次超过报告收入增长的企业数量[6]。年收入低于500万美元的最小型企业盈利率预计2026年将继续下滑13.9%[7]。
4. 行业
从行业角度来看，与人工智能技术形成互补的行业岗位薪资持续攀升，而面临人工智能替代风险的岗位则承受着压力。多项研究表明，人工智能技术能显著提升分析师、管理人员、高级软件工程师等高薪岗位的生产力，并带动这些职位的薪资溢价。
根据Ravio对2026年薪资的趋势报告，从事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相关工作的技术人员薪资比其他同级别技术岗位高出约12%[8]。而涉及可预测、重复性任务的职位，如数据录入、基础文书等，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对其薪资产生了明显的压制。
在低薪职业中，AI的普及与工资增长呈明显负相关，自动化压力主要落在了低薪岗位上[9]。
5. 财富分化
根据美联储2025年第三季度的数据，美国的财富不平等已达到战后最高水平。最富有的1%家庭持有全国财富的31.7%，创下自1989年美联储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的历史新高，这一比例相当于约55万亿美元——几乎是底层90%美国人的财富总和。与此同时，底层50%的家庭仅持有全国财富的2.5%。
这种分化在资产结构上尤为显著：收入最高的10%家庭直接持有了全美89%的股票和共同基金份额。根据美联储Distributional Financial Accounts数据（截至2023年底），财富排名后50%的家庭，房地产占其资产比重超过50%。股市上涨的财富效应高度集中于富裕阶层，低收入群体从中受益有限。
可负担性挑战
与共和党中期选举困境
1. 可负担性挑战
尽管美国通胀增速已经从高水平回落，但绝对价格水平仍高企，这给中低收入家庭带来了不小的可负担性（Affordability）挑战。理解可负担性挑战是理解宏观总量数据表现优异而民众体感萧条的关键。
住房可负担性
住房成本是美国家庭最大的单项支出，也是可负担性危机最严重的领域。
美国住房可负担性在2023年经历了严重的恶化。根据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tors）的数据，住房可负担性指数在2023年10月跌至89.9的历史低点，即拥有中位数收入的典型家庭仅能负担中位价格住房所需收入的89.9%[10]。
2024年第二季度，首次购房者的月供与收入比（payment-to-income ratio）达到40.0%，这意味着购房者需要将其总收入的40%用于抵押贷款支付（仅包括本金和利息）。
首次购房者在市场中的份额也持续萎缩。2024年7月至2025年6月期间，首次购房者仅占所有购房交易的21%，这是自美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于1981年开始追踪该数据以来的最低水平。
作为对比，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首次购房者通常占据约40%的市场份额。同期，首次购房者的中位年龄攀升至创纪录的40岁,而在1980年代这一数字还在20多岁[11]。
租房市场同样面临巨大压力。根据哈佛大学住房研究联合中心（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的研究，有2260万户租房家庭（占所有租房家庭的50%）的住房支出占收入比例超过30%，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这一数字比2019年增加了220万户，比2001年增加了780万户[12]。
汽车可负担性
购买汽车的成本越来越高，普通家庭也越来越难以负担。在公共交通欠发达的美国，汽车是大多数家庭的必需品，然而新车价格的飙升却将普通家庭挤出了市场。
美国汽车市场研究与资讯平台埃德蒙兹（Edmunds）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四季度，每月车贷还款额超过1000美元的购车者比例创下历史新高，达到20%，而平均贷款期限已延长至近70个月。
咨询公司普兰特莫兰（Plante Moran）合伙人Mark Barrott指出：“我们现在依赖极端富裕群体来创造销售。”[13]新车市场正在成为富裕阶层的专属领域，而中低收入家庭被迫转向二手车市场——但二手车价格在疫情后同样大幅上涨。
日常生活成本
低收入家庭因高企的日常生活成本难以进行储蓄。2025年，美国约有29%的低收入家庭处于月光族状态[14]，月光族指将超过95%的收入用于住房、汽油、食品和公用事业等必需品支出。这意味着这些家庭几乎没有任何缓冲空间来应对意外支出或进行储蓄。
若从食品价格的维度看家庭生活成本，尽管整体通胀率已从2022年的峰值回落，但食品价格的累计涨幅仍然显著。根据劳工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至2024年间食品价格累计上涨约24%，2025年继续上涨约3%，远超同期工资增幅。
由于食品价格的高企，低收入消费者开始减少外出就餐。包括星巴克、奇波雷、达美乐和必胜客在内的一系列连锁餐厅都报告称，销售额疲软，低于预期[15]。快餐店的高管们表示，早餐时段的客流量是销售额的“风向标”，但现在早餐时段客流量下降，说明消费者不去餐厅用餐，而选择在家自己做。
此外，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进一步加剧了可负担性危机。关税政策的成本主要由中低收入家庭承担，中低收入家庭在食品、服装和汽车等进口产品上的预算支出比例远高于富裕家庭[16]。
面对可负担性压力，许多低收入家庭转向信贷来维持生活水平。纽约联储的数据显示，2025年第三季度美国家庭债务总额达到创纪录的18.59万亿美元，其中信用卡债务超过1.1万亿美元[17]。信用卡拖欠率（逾期90天以上）已升至201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年轻借款人和低收入群体中尤为严重[18]。
高利率环境进一步加剧了低收入家庭的债务负担。美联储数据显示，信用卡平均年利率已达22.3%，创历史新高[19]。对于依赖信用卡周转的家庭而言，高利率意味着债务滚雪球式增长，进一步侵蚀其财务健康。
美国社会围绕消费者保护与利率监管的讨论不断升温，一些学者与政策研究机构曾提出对高成本消费信贷加强监管的建议，例如提高信息披露要求或限制部分惩罚性收费，但目前尚未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立法方案。
2. 共和党中期选举困境
在住房和基本生活成本持续上涨的背景下，K型经济中处于底层的群体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这成为了共和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面临的主要政治挑战之一。
中期选举可能会改变国会控制权。自1月份重返白宫以来，特朗普政府一直享有众议院和参议院中微弱的共和党多数席位的支持。然而，一旦共和党丧失国会多数地位，行政与立法权分属不同政党，形成“分裂政府”，总统后续推进立法议程与政策落地的空间可能被显著压缩。
根据美国Gallup民调的最新数据[20]，2025年12月对特朗普经济政策感到满意的民众占比只有36%左右，低于其第一任期中期选举前的民调水平。特朗普第一任期中，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输掉了众议院多数席位。
从历史经验来看，鉴于总统执政满意度对中期选举的结果有着重大影响，目前的民调数据意味着，共和党在2026年中期选举中（尤其是保住众议院多数席位方面）将遭遇挑战。
有分析认为，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的核心障碍便是这种未能实现全民繁荣的K型经济——尽管股市持续创下历史新高，但这种繁荣惠及的是K型经济中的顶层人群，工薪阶层被远远抛在后面[21]。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报告，截至2025年，公众对特朗普总统除边境安全以外的所有议题的评价都很低[22]。民调数据显示，只有38%的美国人认可他对通货膨胀的处理方式，而59%的人不认可；在就业和经济方面，只有26%的人认为经济状况良好或优秀，而71%的人认为经济状况一般或差；只有24%的人认为经济正在好转，而53%的人认为经济正在恶化；只有29%的人相信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一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更好。
此外，只有36%的人认可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核心——他对贸易的处理方式，56%的人并不认可。在医疗保健方面，公众对于“大而美法案”（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OBBBA）中的医疗补助削减措施评价极低。
分析认为，在2026年中期选举临近之前，政府必须解决普通美国民众的经济问题。共和党不应再一味庆祝股市纪录，而应关注美国工薪阶层的实际经济状况，直面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确保工资增长真正转化为购买力的提升。
K型经济的形成
1. 疫情后的短暂收敛与再度分化
新冠疫情及其后的复苏路径对K型经济的演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疫情初期，K型分化显著加剧：高收入群体（如白领、科技行业从业者）受益于远程办公和资产价格上涨，而低收入群体（如服务业、制造业工人）因失业率飙升（一度达14.7%）遭受重创。
政府的刺激措施一度显著收窄了贫富差距。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显示，若剔除失业救济等转移支付，补充贫困率（SPM）将高达12.7%，而实际上在政策支撑下仅为9.1%；其中，2020年6月一度有近500万人暂时脱贫[23]。
然而，政策退潮之后，分化迅速反弹。从2020年6月到11月，仅五个月间，就有近800万人重新跌入贫困线以下，且每个月的贫困率都在递增，黑人、儿童、低学历群体受创尤深[24]。
德勤（Deloitte）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趋势：政府支撑消退后，由于高薪岗位的复苏明显强于低薪岗位，收入不平等重新扩大[25]。
基南私营企业研究所（Kenan Institute）的研究认为，许多低收入家庭在疫情中积累了新债务，随着租金延期偿付和贷款豁免政策终止，这些家庭的资产负债表已严重受损，在经济回归正常后，他们的财务状况远不如始终保持就业的富裕家庭[26]。
2. 特朗普的关税和减税政策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报告，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和减税政策均使高收入群体获益，低收入群体受损[27]。
从关税政策来看，关税本质上是消费税。由于低收入家庭几乎将所有收入都用于消费，任何导致消费品价格上涨的关税，都会不成比例地侵蚀他们的实际收入。
从减税政策来看，特朗普2017年《减税与就业法案》TCJA及其延长提案主要惠及的是高收入群体。TCJA的核心条款包括永久性企业税削减、降低高收入阶层的个人所得税率、以及针对遗产税的优惠等。美国联邦税制中，企业税和所得税主要由高收入群体承担（顶层10%群体承担企业税的73.1%和所得税的79.7%），削减这些税种时，高收入群体获益最大。
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首席经济学家Mark Zandi同样指出，中低收入家庭在食品、服装和汽车等进口产品上的预算支出比例远高于富裕家庭，关税对最底层收入阶层的影响是顶层的三倍多[28]。
3. 技术的发展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推动经济结构转型的同时，也深刻重塑了劳动力市场。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在2026年1月发布的报告《下一次大分流：人工智能为何可能加剧国家间不平等》（The Next Great Divergence: Why AI may widen inequality between countries）中明确指出，AI不仅是一种生产力工具，更是一个潜在的分化器（divider）[29]。
对于能够熟练应用AI进行复杂决策、创造性任务以及高价值认知工作的职业，其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可能呈现显著甚至指数级增长；相反，对于行政支持、初级编程、客户服务、数据录入等常规性、低技能岗位，AI驱动的自动化正逐步取代人力，导致这些岗位的需求萎缩和薪资停滞。
报告特别警示，22-25岁的职场新人群体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因为AI大量替代了传统的入门级工作机会，这不仅减少了年轻人的就业岗位，更切断了他们获取初始工作经验和技能积累的路径，导致其难以获得职业发展的初始阶梯，从而被锁定在K型经济结构的下行轨道，加剧代际不平等。
此外，报告还指出，这种分化效应在不同国家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在AI准备度较高的国家（如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AI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和就业机会；而在基础设施薄弱、数字技能匮乏的低收入国家，AI可能进一步拉大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
报告警告称，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干预，AI可能成为加剧全球和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催化剂，形成“下一次大分流”。
K型经济的危害与潜在风险
1. 长期增长的脆弱性
美国当前的增长周期严重依赖三个相互关联的驱动因素：人工智能驱动的投资、股票市场升值以及高收入家庭的支出。这些因素推高了资产估值和资本配置，但这种集中也带来了潜在的脆弱性。
经济学家将这种动态描述为所谓的“三大支柱”——富裕消费者、人工智能驱动的投资和资产价格上涨。这种对少数支柱的过度依赖意味着经济韧性的降低，因为任何一个支柱的疲软都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后果。
当社会财富高度集中于上层群体时，边际消费倾向的差异便成为拖累整体经济的核心机制——富裕阶层将增量财富大量转化为金融资产，而非用于消费支出，底层群体则因实际购买力停滞而被迫削减支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其工作论文《Redistribution, Inequality, and Growth》中明确指出，高度的收入不平等不仅有损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还会缩短增长周期的持续时长[30]。该研究基于1960-2010年的跨国数据，发现基尼系数每降低10个百分点，增长周期的预期持续时间可延长5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研究进一步揭示，在K型经济格局下，中低收入家庭消费能力的萎缩对零售、餐饮、本地服务等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打击尤为显著，而这些行业恰恰是吸纳大量就业的核心领域[31]。消费-就业的负向螺旋一旦形成，便会对实体经济产生持续的下行压力。
在2025年至2026年的经济周期中，美国GDP的增长表现出高度的头部化特征。斯蒂弗尔集团（Stifel）首席股票策略师Barry Bannister在多份研究报告中明确警告，这种过度依赖头部消费的K型格局在经济逻辑上是不可持续的[32]。
尽管高收入家庭受益于近几年股市的上涨和房地产价值的飙升，从而产生显著的“财富效应”，并以此支撑起对高端服务、奢侈品及技术产品的需求，但这种需求无法完全抵消占比更大的底层消费萎缩。
穆迪分析首席经济学家Mark Zandi指出，K型分化意味着美国经济的韧性仅取决于几个关键领域的“小块力量”，一旦这些领域面临估值回归或技术预期落空，整个经济增长链条将面临断裂风险[33]。
2. 社会动荡风险
K型经济不仅仅是一个统计学上的分化指标，它在社会心理和政治生态中产生的负面效应更为深远。当社会流动的通道被经济壁垒截断时，底层群体的“经济绝望感”可能会演变成更广泛的社会动荡。
布鲁金斯学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均强调，不平等是政治极化的主要推手。K型经济的不同分叉创造了两个互不理解、互不信任的平行世界。
经济学家彼得·阿特沃特警告称，美国长期的K型分化正在催生一种实质上的“经济种姓制度”，这种制度破坏了“美国梦”的核心承诺——通过个人奋斗实现向上流动。当底层群体目睹上层财富由于资产泡沫而指数级增长，而自己的工资涨幅却远赶不上租金和医疗支出的飙升时，他们会倾向于认为“游戏已被操纵”。这种心理契约的断裂会导致生产率下降和劳动力参与率的萎缩[34]。
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35]将绝望定义为：对自己是否活着感到无所谓。处于绝望状态的人不相信自己能够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善自身处境。缺乏对未来的目标感和叙事感，会使绝望中的人容易受到阴谋论、假新闻和极端主义活动的影响。经济学家Case和Deaton在2015年提出“绝望之死”的概念，“绝望之死”涵盖了药物过量、自杀和酒精性肝病三类死亡。疫情后，美国“绝望之死”的比例急剧上升并持续维持在高位，而欧盟则基本保持平稳。
来源：布鲁金斯学会
布鲁金斯学会的另一项研究发现，在收入分布差距较大的地区，低收入家庭中男孩的高中辍学率更高。研究人员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底层群体对实现中产阶级地位失去信心的心态[36]。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Betsey Stevenson也曾警告，K型经济可能导致社会和政治不稳定[37]。
3. 政策治理风险
K型经济对政策治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其复杂性在于政策制定者往往陷入“短期刺激”与“长期结构改革”的两难困境。
美国投资咨询机构Savvy Advisors发布的2026年宏观经济分析报告对此进行了深入剖析。报告指出，2026年的美国经济格局并非由单一趋势定义，而是表现为“资产型繁荣”与“劳动依赖型脆弱”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拥有金融资产的群体在股市上涨中持续受益，而依赖工资收入的群体则面临通胀和就业不稳定的压力。
处于这一分化中心的是2025年7月4日签署生效的“大而美法案”。然而，文章揭示了一个结构性悖论：大而美法案在通过减税、劳动补贴（如小费收入免税）和一次性“关税红利”支票向中低收入群体提供流动性的同时，却同步削减了医疗补助和食品援助等社会安全网项目，并收紧了福利领取的工作要求。
这种“左手给钱、右手拿钱”的做法，被作者称为“姑息疗法”（palliative），它用前置的流动性制造了短期的“增长幻觉”，掩盖了更深层的结构脆弱性，未能真正解决K型分化的根源问题。
国会预算办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分析认为，大而美法案对医疗补助的削减预计将导致全国范围内约1010万人失去医疗保险[38]，法案实际上削弱了贫困人口的生存底线。
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指出，大而美法案可能使得大量低收入家庭面临食物获取困难最可靠的证券公司，对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结构性调整将部分资金负担转嫁给州政府，许多州可能因预算压力而被迫缩小保障范围[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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